寄成绩单、建家长群，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？ | 深度报道

记者/ 梁婷 实习记者/何欣欣 乔雨萌 黎桃菲

编辑/刘汨

一位大学生家里收到的成绩单

4月初，浙江大学部分学院给全部学生家长寄成绩单的举动引起了激烈讨论。在人们惯常的理解中，进入到大学阶段，一般只有当学生学习困难或挂科较多，被列入“学业预警”，家长才会收到包括成绩单在内的“学业预警通知书”等书面材料。

其实，浙江大学并非个例，很多高校会用各种形式向家长告知孩子的成绩。有的是学院辅导员建家长群，同步更新学校动态，考试之后，再把全年级的成绩单发到群里；还有的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。

学生觉得“隐私被侵犯”、抱怨“和高中管理有什么区别”；而在家长看来，“我出了学费，当然有对成绩的知情权”。对于学校而言，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有很现实的考量，“有些学生的确成年了，但他的自我管理能力无法跟年纪相匹配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不能甩手不管”。

很多学生理解这是学校督促学习的手段，但总有种“不舒服的感觉”——好像自己已经长大这件事并不被相信，还是必须要被一个更权威的人管理着。

一位从事十多年辅导员工作的老师认为，高校大规模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是一种“过度管理”。学校不应该像初高中一样，发现孩子自律性很差，没办法，就联系家长。她的疑惑在于，“如果他以后上班老是迟到早退，难道单位还要联系家人吗？”

寄成绩单引发热议背后，或许，人们更在意的，是大学教育管理的边界在哪里？而对于边界的讨论，最终指向的，是作为家长和学校，如何看待已经步入大学的年轻人，以及高等教育的现状与人们期待中的距离。

某大学开展的“寄一封家书”的活动

一张“意外”的成绩单

2024年1月，在中国石油大学读大二的王可萌听妈妈说，收到学校寄来的“两张纸”，到付，邮费19元。一张是全年级所有人的成绩单，另一张是“给家长的一封信”，希望多和辅导员联系，关心孩子的在校情况。

王可萌说，学院大一没有寄过成绩单。但从大二开始，她所在的专业太多人挂科，而同院另一个辅导员带的专业挂科的人不多，也没有发成绩单。她猜测，自己的辅导员“有点急了”。

很多学生像王可萌一样，直到家长收到成绩单，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师范类院校电气工程专业一位大四的学生说，2023年4月，学院突然给4个年级都寄了成绩单。父母没什么文化，以为成绩单上每门课的2学分、3学分是考试分数，很着急地给他打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安抚之后，周末又特地回家，向父母解释了成绩单上的内容。

有一些成绩单是以更简单直接的方式被父母知道。在重庆一所一本大学就读的学生告诉深一度，大一入学时，辅导员就建了全年级的家长群，大一、大二每学期考完试之后，会把全年级的成绩排名直接发群里，学生的各科成绩一览无余。她很反感，觉得实在不尊重学生的隐私。

很多时候学校的行动往往流于形式，很难说起到什么作用。

广西一所高校直接让学生自行登录教务系统打印成绩单，按照统一模版填写“学生在校表现汇报书”；同时下发邮寄信封，学生自行填写地址、电话等信息，封装后，再上交。学校会从中抽取一部分，选择性邮寄。不想让家长知道成绩的人，会填写自己的联系方式，或者更改家庭地址，早早地拦截。

事实上，在这次社会舆论关注之前，一些高校已经有多年寄成绩单的历史。

2009年，武汉一所学校就给13000余名学生家长邮寄了成绩单，当时的新闻报道称之为“一份新春贺礼”。2018年，深圳大学寄成绩单的新闻也曾引起热议。备注名为“成绩单”的快递，含有所有学期的成绩单、绩点换算说明、《致家长一封信》以及辅导员班主任联系方式。当时，一位学院老师回复采访称，邮寄成绩单是为了建立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。

海南曾有高校被报道坚持寄成绩单18年

对于是否应该寄成绩单、建家长群的讨论，无关于对错，每一个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背后，都有非常现实、无奈的理由。即便是家长，也很难达成共识。

浙江大学一位学生家长赞同学校寄成绩单，她的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告知成绩。学校每年都有学生因为挂科太多被退学，她很担心，毕竟这是“好不容易考上的”大学。这位妈妈觉得，“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不一样，是一路被管着。到了大学，一下放手，孩子可能要出问题。”

也有家长认为，自己出了学费，当然有对成绩的知情权。他们始终无法真的对孩子放手，即便孩子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了。浙江大学一位老师在回应媒体采访时也提到，虽然学生已经成年，但学费是家长提供的，寄成绩单是为了保障家长的知情权。

袁静是浙江大学一位大一学生的妈妈，收到成绩单时，她“很意外”。她觉得，成绩是孩子的隐私，孩子不说，她不会主动过问。“家长给孩子交学费，并不意味着就要挑战他个人的隐私。孩子的衣服也是我买的，我今天要孩子脱衣服，他就得脱的话，那孩子还有尊严吗？”

作为家长，她也关注孩子的学习，但从来不是强势介入。“我儿子要是说最近很忙，我就会问，大学不是相对轻松一点嘛？怎么你这么忙呢？”很多时候，孩子就会主动和她聊学习。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唯成绩论的升学模式，小学初中高中，家长关心孩子的成绩已经太过度了。”袁静说，“大学才是独立人生的起点，不能再继续制造成绩焦虑”。

很多家长无法放手的担心是，怕孩子选错，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了袁静，“选错了怎么办？”

——“我不担心，我鼓励他，趁年轻，让自己有试错的机会是好事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袁静信任孩子。大一入学时，她就把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次性给完，并讲清楚，不会再额外给。她希望孩子能学会，如何合理规划分配支出。在她看来，与课业学习相比，这同样重要。

在湖北一所高校工作的辅导员王晨风分析，寄成绩单或许也是学校维护稳定的一种方式。他所在的学校有名学生成绩不好，两次留级，学校老师问过她要不要把成绩告诉家长，学生不愿意，但成绩一直没有起色。有一天，这个学生突然自杀了。学生的情况很复杂，恋爱、社交都有问题，成绩不能和她的离世简单画等号，但不可否认，这是让她痛苦的原因之一，最终出现了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

“寄成绩单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其实牵扯了很多其他的问题”。王晨风告诉深一度，现在高校面临很大的压力，一旦出现意外死亡这样的极端事件，相关的老师乃至整个学院、学校都会受处罚。学校的这种做法，某种程度上，是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，防止更恶劣的情况出现。

在采访中，他几次提醒，媒体和舆论不要想得太简单，过于理想化。他说，现实来看，寄成绩单的确可能引起家庭矛盾，学生被骂一顿，但相比于出现这个相对而言较小的代价，让家长知道孩子的情况，督促孩子学习可能更重要。

高校对成绩的关注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奈。多年来，人们习惯“上了大学就轻松了”的预设，很多学校出现了越来越多本科生因挂科太多，被“降格”为专科生的事例。

2018年，华中科技大学就有18名学分不达标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。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岩曾对此表示，“不能搞‘玩命’的中学，也不能搞‘快乐’的大学。现在大学里，有些学生醉生梦死，这样是不行的，适度增加本科生淘汰率是必然”。

也是在2018年，教育部曾发布《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，要求加强学习过程考核，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，取消“清考”、严进严出。改变大学本科阶段“严进宽出”的弊病。

一个学生听说学校要寄成绩单后直言很“崩溃”

“成年不是成年，小孩不是小孩”

在采访中，我们发现，学校初衷看似是好意的举动，无形中，给一些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。

已经毕业一年多的一位女生回忆，得知要寄成绩单给家长时，第一反应是“害怕”。她数学不好，大一高数挂科。大二时，学院突然说要寄成绩单。她预料到，父母得知她挂科，也没办法帮到什么，一味地指责反而会让自己更痛苦，“既无法改变现状，还得被骂。”为了不让成绩单寄回家，她找到负责邮寄的学习委员，改了地址。到现在，父母都不知道她曾挂过科。

进入大二下学期的王可萌，虽然无所谓学校给家长寄成绩单，父母也没有因此给她压力，但内心总觉得“很奇怪”。现实的处境是，“明明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自己找工作，自己养自己了，居然还被家长看成绩，一下又被扯回初高中的状态，很割裂”。她形容那种感觉，好像“成年不是成年，小孩不是小孩”。

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，都有类似王可萌一样被管着的“割裂感”。一位学生说，周围人好像“很少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”。

在广西读书的李静雯即将毕业，回顾大学四年，她觉得自己只是“经过高等教育规训的高中生罢了”。

大一入校以后，辅导员就在年级群里发了家长群的二维码，让学生通知家长入群。她没有说，后来妈妈还是进群了。她想，可能是辅导员去落实了。大一期中考完试，学校还组织了线上的家长会。

“这跟高中管理有什么区别，我是真的成年了？”李静雯很无奈，好像又回到了初高中的管理模式中。辅导员会在家长群里随时更新最近有什么考试、本学期的教学任务、放假时间等，希望家长督促学生学习，还要注意学生的安全问题。四六级以及其他比赛得奖情况也会出现在辅导员的消息中。李静雯的妈妈看到后，总会说她，“你考过了吗？”“别人行你也行啊。”她通常都冷漠地不做回应。

父母对学业的关注，一如既往带给李静雯很大压力，生活上的干涉也不曾停止过。不同意她大学谈恋爱，不能接受她染头发，更不能穿过短的裙子、暴露的衣服。出去玩也有门禁时间，只要到晚上十点，爸爸就打电话来催了。

大学四年，李静雯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走出父母、学校画好的条条框框。所有节假日，只要在外过夜，学院都要求通知家长，签署安全承诺书，还要附上身份证拍照，向辅导员报备。大意就是，学生在外面出事和学校无关，是家长同意的。

大学里为数不多让她感到满足的，好在还有“穿衣自由”，以及“偷摸”谈了恋爱。和男朋友一起翻墙出去旅游，也是四年大学生活最接近李静雯想象中“精彩”的样子。为了不找家长请假，很多人穿梭在学校一段松动的栅栏边，排队进出，那是他们通往外界“最自由的小门”。

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陈劲，一直以来和父母的关系都很融洽透明，也是在今年1月，他得知学院要寄成绩单回家。他成绩不错，本就有和父母分享的习惯，进入大学以后，几乎每天都会和妈妈视频，即便如此，也常常困惑于“如何平衡真正的自己和作为孩子的自己”，他希望完全“接管自己的生活”，只是，“好像还做不到”。

陈劲说，妈妈很爱通过校园网账户查看他的校园卡消费记录，判断他有没有吃饭、吃得好不好。“具体（账户信息）是她问我要的，还是我主动给的，我忘了。”妈妈时不时会发消息叮嘱他，“早餐吃少了”，如果看到他花的钱比较少，还会提醒他“吃好一点吧”。

这个账户可以呈现他的课程表、课程评级、作业分数、成绩排名等全部信息，在妈妈那里，他的在校情况近乎透明。

陈劲并不介意，也习惯了这样和妈妈的相处方式，只是他觉得，“妈妈有时候太操心我了，也希望她能多放一点精力在自己身上。”

对他自己来说，虽然没有太大负担，也未曾因此和妈妈有矛盾，但偶尔还是会有一种“害怕”的感觉——自己是不是慢慢的也会被传统的价值同化，失去了、或者说，也不在乎所谓的自由和独立了？

高校还在收紧包括门禁等方面的管理（资料图片）

“管好”那些成年人

寄成绩单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方式，它只是高校针对学生的无数细致管理的手段之一。对于寄成绩单的讨论，反应出来的更重要的问题是，现在一些大学究竟在怎样管理学生。

在一所一本院校工作，做了十多年辅导员的林慧颖觉得，大学大规模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是“过度管理”的一种表现。

“学校不应该像初高中一样，发现孩子自律性很差，没办法，就联系家长。如果他以后上班老迟到早退，难道单位还要联系家人吗？”她说，大学阶段，脱离父母的约束之后，学生就应该自我成长，即便他的能力和年纪不匹配，也要被迫成长。

林慧颖所在的学院曾经给全年级学生寄过两三次成绩单，对她来说，这是很大的工作负担。按照规定，高校里的辅导员和学生配比不低于1∶200，实际上，她一个人要对接四五百名学生。

最近两年，换了新的领导后，学院就没有再寄过。但更多繁琐的事务接连压了过来。林慧颖说，学校要求，学生考完试、离校之前，辅导员必须要通知家长，你的孩子已经考试结束，将于哪一天离校。学生离开后，辅导员还得给每一个家长打电话，确认是否安全到家。她提醒记者注意，“是打电话，不是发短信”。

学校希望动员学生尽可能不要在假期留校，因为风险太大。实在动员不了，林慧颖作为辅导员要担负起监督留校学生的责任。宿舍门禁是晚上十点，如果到时间学生没有回来，她也要打电话、发短信询问。林慧颖说，“更好笑的是，有一些博士研究生，当爹当妈的，也是这样的要求”。

很多时候，她都觉得“荒谬”——“你进了这个大学的门，不管你的年龄，实际情况，你都是宝宝，好像没有任何民事行为能力，就得被管着”。

“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”是许多人的疑问（资料图片）

疫情期间设置的校园门禁，也一直保留了下来，林慧颖说，如果超过门禁时间，还有学生刷脸进出，学校就会提取数据，要辅导员调查清楚，学生为什么晚归，为什么那么晚还出去？当天下班前，做好记录交给学校。但汇报之后，也没有任何后续。

在安徽一所大专院校，工作了11年的辅导员张磊告诉深一度，他所在的学校目前虽然没有寄成绩单，但也从今年开始建了家长群。

从教育的角度，张磊不赞成这样做，“你在把大学生当小学生看，对他们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”。但学校强制要求，他必须遵守，随时在群里更新通知，防止家长因为学生的事情找来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，对学校的“安全稳定”造成挑战。

为了安全，有些高校正在以一种极度细致入微的方式管理学生。张磊说，现在，但凡涉及到学生出校门、请假，一定要联系家长知晓、同意。如果有学生找到她请假，提到要去爬山、去海边，这都会被认为是“有风险地方”，他一定会问“你家长同意吗？”

他解释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以前有学生假期去海边，下海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家长质问学校，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，为什么不跟家长讲一声？学校难以辩驳。

据张磊的观察，对学生的管理，疫情可能是个分界点。当时，学生不能出校，每天晨午晚报三遍体温，还要做核酸、填表。学校发现，这种“台账式教育”有利于降低风险，疫情之后，也延续了下来。简单理解“台账式教育”，就是学校把对学生做过的所有工作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。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家长找来，学校可以说，“我做过了，你找不到我的麻烦”。

而这些工作都需要辅导员去完成，比如，张磊每个月要与所有学生有一次谈心、谈话记录；谈话尽量面对面，实在没时间也要线上沟通，然后把聊天记录上传给学校；每个月还要有不少于10次的查寝记录，以及5次和学生一起吃饭的记录。达不到指标的辅导员，会被扣绩效。

林慧颖还肩负着反电诈的责任。对此，她也很无奈，“学校开展反电诈教育，让学生意识到风险，这都没问题。但现在演变成，学生一旦被诈骗了，学院考核要扣分，辅导员也要承担责任，会被定性为教育工作没做到位”。

这是怎样一套逻辑？林慧颖进一步解释，在国家大力打击电诈的背景下，电诈报警率会直接和当地政府的考核挂钩，而一些政府部门会把这样的考核加诸于学校。当地的公安局会统计每个学校有多少学生被电诈，报警越多，越说明学校的反电诈工作不到位，相关的老师，不仅要扣钱，还可能受处分，校领导也要被约谈。

林慧颖说，在这样的模式下，一旦有学生报警，属地派出所就会给辅导员打电话，希望去做学生工作，撤回报警。“我真的没那个脸来说这个话”。

“压力使得学校很多精力都花在学生管理上，而不是教育本身”，林慧颖发现，这几年，学校做事的出发点，不是考虑是否利于学生成长成才，或者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独立、有担当、负责任的个体，而是“怕学生出事”。

她感到遗憾的是，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好像忘了，自己管理的对象很多已经年满18岁，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，能够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自然人。她觉得，现在一些管理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是看低了学生的能力，“是高等教育的本末倒置”。

现实的掣肘，立场的差异，使我们很难就某一行为的对错达成共识，但是，或许有一些共同的期待从来没有变过。

就像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的李静雯，在采访中提到的，她想象中大学的样子——

“学的知识专业化，可以包容各种观点；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发展技能和兴趣爱好；管理模式人性化，人文关怀多一些，自由的权利更大。”更重要的是，“大学不应该被围起来像一座孤岛，好的大学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”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使用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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